申友祥

曹操能在群雄逐鹿的乱世成为一代枭雄，“孟德献刀”这一行为无疑是最为关键的因素。法不溯及既往，但如果我们能从文学经典中挖掘相关的法律事实，并用当代法学理论来分析这场谋杀中的人物的罪与罚，笔者认为有助于我们分析时下的一些热点案例。

“孟德献刀”的故事记录在《三国演义》第四回，讲述的是东汉末年，董卓欺天废主，飞扬跋扈，袁绍寄信劝司徒王允，请王允想办法除掉董卓，并许诺“如有驱使，即当奉命”。 王允收信后，无计可施，便假装宴请朝中忠义之士前来祝寿，晚间才告知众位实情，为了擒董卓之策而烦忧，与各公卿商议。众人听罢，皆愤愤然，放声恸哭。唯有曹操大笑之，说众人不去想对策，只在此恸哭，怎么能除掉董卓？王允单独见曹操，曹操说：“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，实欲乘间图之耳。今卓颇信操，操因得时近卓。闻司徒有七宝刀一口，愿借与操入相府刺杀之，虽死不恨！”于是王允将自己收藏的宝刀送给曹操，以方便其行事。

有别于激情犯罪，这是一场谋杀，罪名为故意杀人罪。犯罪对象是董卓，清楚明确。犯罪动机是“董卓欺天废主”“欺主弄权，社稷旦夕难保”。袁绍寄信劝司徒王允，请王允想办法除掉董卓，袁绍实为教唆。在袁绍的教唆之下，王允设宴召集群臣共商计策。曹操有计可杀董卓，于是王允避席问曹操，曹操称他可以借王允的七宝刀杀董卓，王允于是将刀借曹操。王允明知曹操可以杀董卓，却提供七宝刀一口，是名副其实的帮助犯。假如曹操借王允的宝刀不是杀人，而是杀鸡，那么王允无罪。此即刀具无罪，也和时下与互联网相关的“技术中立”原则颇有几分相似。

次日，曹操入相府去见董卓，对董卓说“马羸行迟耳”，董卓于是命吕布去选择西凉良马送予曹操。吕布出去后，曹操暗忖曰：“此贼合死！”即欲拔刀刺之，惧卓力大，未敢轻动。董卓身体胖大不耐久坐，遂倒身而卧，转面向内。曹操正欲刺杀，拔刀间，董卓见衣镜之中有刀光闪过，立即斥问曹操。此时，吕布也回来了，曹操跪地举刀曰：“操有宝刀一口，献上恩相。”然后假装说道：“让我试下此马。”

曹操进入相府，施计支开吕布，并拔刀准备杀董卓。一场针对董卓的故意杀人犯罪正在着手实施，拔刀正要行刺，没想到董卓从衣镜之中看到“曹操在背后拔刀，急回身问曰：孟德何为”？曹操听到吕布已牵马至阁外，于是“惶遽”，乃持刀跪下曰：“操有宝刀一口，献上恩相。”吕布已至，曹操一人不能敌二，放弃了刺杀，这是由于曹操意志以外的原因，犯罪未能得逞，符合犯罪未遂特征。曹操随机应变，刺杀未遂后，以献刀为名瞒了过去，骑上良马亡命天涯。

假如用当代法学理论来分析这场谋杀，董卓即使罪大恶极，但这不是曹操动用私刑的法定理由，应由官府按照司法程序制裁。因此曹操故意杀人罪成立无疑，因为刺杀未遂，量刑方面可以比照故意杀人罪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而司徒王允当定何罪，这需要从他那把“七宝刀”牌的管制刀具谈起。

七宝刀，作为管制刀具，它本身并无罪过，生产七宝刀的刀匠也没有过错。刀，本来是用来杀鸡宰羊的工具，可是偏偏有人用来杀人、抢劫。如果不分青红皂白，仅仅因为有人用它来杀人抢劫就直接将造刀之人抓起来判刑，那么一旦所有造刀之人抓完，人类估计又要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去了。所以现行法律一般只是限制在公众场所携带管制刀具，禁止用刀具伤人，而并没有因为刀可以伤人而禁止生产刀。

造刀者无罪，但是借刀的司徒王允能逃脱法网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。对于已经犯罪者苛以刑法，这是其给社会造成危害后应承受的处罚；对于潜在的犯罪者来说，通过对已经犯罪者的处罚可以起到警示作用，让潜在的犯罪者放弃犯罪意图。明知他人欲杀人而借刀者，其之所以不能逃脱法网，主要原因是这种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。如果放任这种行为让其逍遥法外，无疑变相鼓励人人借刀给他人行凶，岂有此理？

故借刀杀人，刀当无罪，造刀者也无罪，但如果明知他人欲行凶仍借刀、造刀，这时法律就不应该“袖手旁观”了。因此，司徒王允和曹孟德构成故意杀人罪共犯予以定罪量刑，而司徒王允那把七宝刀作为犯罪工具，按照法律应予没收。

“孟德献刀”故事因为故事情节丰富，其罪与罚并不复杂，而司法实践远比文学作品复杂。复杂之一就是如何认定“明知”，这是一个侦查学、证据学、法律解释学范畴的概念。何谓“明知”？在被告人否认明知时，什么样的客观证据才能证明被告人主观上“明知”？“明知”的内容需要具体到工具即将被用于实施的某一特定行为，还是只需要明知工具的特定功能就可以构成犯罪？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对时下的“快播”案件审判意义重大，还对技术的创新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