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邓小平认为被告的辩护权是一项庄严的权利。　

　　1954 年5 月29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到宪法草案第69 条 “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，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，一律公开进行。被告人有辩护权”时，有人主张将“被告人有辩护权” 改为“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”。陈叔通说： “我主张保持原文。苏联写的是‘被告有权获得辩护’，上面还有‘保护’二字。我们条件不够，没有律师，还是维持原文好。”刘少奇说：“他说他不会讲话，到了法院里说不清楚，要求法院里找个人能把他要说的话说清楚。是不是给他找？不一定有律师。”邓小平说：“照原文，好像我们的被告现在才有辩护权。写‘有权获得辩护’比较庄严些。”刘少奇又说：“困难是有的，但不能有困难，这项权利就不要了。宪草要公布，全世界都可看到，写‘有权获得辩护’ 比较好些。叔老怎么样？”陈叔通答：“我并不反对这样写，就怕做不到。”邓小平接着说：“找律师找不到，但可以自己辩护，也可以找别人替他辩护，也可以让法院找人给他帮忙，不一定非找律师。”讨论结果，大家同意写为“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”。《( 宪法史》上册第 128、129 页) 　

　　陈叔通把辩护权理解为找律师来行使，邓小平认为辩护权是一项庄严的权利，既可委托律师，也可自己或请他人来行使。现代司法公正的必备条件之一是辩护权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行使。最近，陈光中、樊崇义等教授都撰文指出，当前我国刑事辩护有三大问题。一是刑辩不到位，尚有 50% 至70% 的刑事审判辩护律师缺位；二是到位的刑辩尚未达到实质化，实体辩护和程序辩护均残缺不全；三是法律援助工作还处在艰难的推进中，缺人、缺钱、缺经验，无效辩护制度尚未确立。　

　　四、邓小平主张“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拘留”要注意“保障人权”，这与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做法不同。　

　　1954 年5 月29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到宪法草案第81 条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。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或检察长的许可，不受逮捕。在紧急情况下的临时拘留，至迟要在三日内得到批准，否则被拘留的人应得到释放”时，黄炎培觉得“三日”太长了，问：“规定三天的期限，在别的国家宪法中有没有先例？”邓小平说：“阿尔巴尼亚就是我们的先例。匈牙利规定的期限还长点，是五天。我们规定三天，对于保障人权来说是严格的。”“过去我们搞的几次革命运动，一叫土地改革，二叫镇压反革命，三叫‘三反’‘五反’。谁否认了这一点，谁就是否认了革命。在几次运动中，也有搞错了的，但是打倒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，主要是靠了革命的群众运动。如果在那时，我们规定了这一条，报关革命根本就搞不起来。” 《( 宪法史》上册第 131、132 页)　

　　邓小平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与“保障人权”问题相联系，非常可贵，因为直到 1978 年，我们的报纸还在批“人权”是资产阶级的口号，上个世纪90 年代“人权” 禁区才被打破。邓小平还实事求是地指出，过去革命的群众运动主要不靠法治，那是革命的需要。现在处于正常的和平建设年代，不能不注意严格保障人权。　

　　五、邓小平认为要提醒国家工作人员注意，如果侵害公民权利，公民有取得赔偿的权利。　

　　1954 年5 月29 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到宪法草案第88 条关于公民的控诉权时，陈叔通认为可以删去该条第二句“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侵害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，有取得赔偿的权利”，理由是有了公民控诉，总会有判决的。田家英对此不同意：“其实保留这一句有什么坏处？有了这一句反倒警惕了人。” 邓小平支持田家英的意见：“保留这一句好。”于是就这样定了。(《宪法史》上册第 132 页)　

　　邓小平在同时期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，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，最有资格、最有能力犯大错误的就是我们党，因此一定要加强对党的纪律监督、社会监督、法律监督等。尽管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，但法律重点约束掌握公权力的人。“法治重点约束公权力”这一观点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。　

　　六、邓小平指出要区分“单位犯罪”和 “个人犯罪”。　

　　在1954 年宪法起草过程中，黄炎培曾问：“副总理犯了法，怎么办？”邓小平说：“副总理犯了法，总检察长可以提到全国人大常委会，逮捕不逮捕也取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。”刘少奇说：“例如一个副总理打死了人，常委会可以免掉他的职，然后再按普通公民处理。”邓小平说：“副总理犯罪可以有两种：一种是职务内的罪，一种是个人的罪。属于个人的犯罪行为，应当按普通公民处理，不能说是副总理犯了罪。” 《( 宪法史》上册第 238 页)　

　　邓小平说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国还没有刑法。但他却能明确地区分两种犯罪：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。这说明他的法学功力是比较深的。他为何有如此法学功力，是他自学钻研的结果，还是因为有家学渊源的缘故？他的父亲邓绍昌，字文明，生于清光绪十二年(1886)，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。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。《( 邓小平同志的法律素养（上）》已刊发在本报1 月29 日第七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