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吉同

皇甫规乃东汉桓帝时期名将，西凉人。他政治生涯的一大特点，就是多“不按常理出牌”，其行为往往令时人目瞪口呆。就是放在今天，也让人惊诧不已。

公元144年，汉顺帝死了，两岁的太子刘炳做了皇帝，梁太后临朝听政。这一年梁氏下诏在全国举荐“贤良方正”之士，讨论国是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“理论务虚会”。已在朝野有点名气的皇甫规被举荐参加。他稍客气了几句后，便洋洋洒洒，炮火猛开。一是抨击太后的老公汉顺帝，说他后期被奸佞所包围，大权旁落到亲信之手。这些人利用皇权收取贿赂，出卖官爵，人民不堪忍受，“从乱如归”——投奔乱匪的心情，犹如归还故乡一样迫切，天下由此大乱。二是怒斥宦官。他说中常侍这些宦官尤为恶劣，应该迅速罢黜和遣退他们，没收他们的财产，以解民怨，以答天诫。三是当面教训梁冀。要他加强道德修养，好好学习儒学，不要沉溺于声色犬马，不要大建豪宅。一个人的德行，如果与他所担当的职位不般配，那么，就好比用挖墙脚的办法来使墙身增高。这显然是在挖苦梁冀。

皇甫规所言，真正的是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。以梁冀为例。此人乃太后的哥哥，此时已权倾天下没人敢惹，多少人巴结还来不及呢?可皇甫规偏把矛头指向了他，其后果可想而知。梁冀是领导“务虚会”的成员之一，当场判皇甫规的发言为下等，仅给了他个郎官小职位，不久又借口说皇甫规有病，将他撵出洛阳遣送回乡。州郡地方官秉承梁冀旨意，几次三番想把皇甫规弄死。皇甫规东躲西藏，埋困底层达十余年之长。皇甫规重新出山后，已经五十多岁了。这个年龄若放在现在，恐怕只有老死乡间了。

汉桓帝延熹五年(公元162年)，位于零吾等地的羌人再度反叛，皇甫规被任命为中郎将率兵讨伐。他率部边走边战，途中又遭遇瘟疫，将士艰辛备至，数月后抵达陇右。此时，皇甫规没有把枪口对准那些仍不归顺的羌人，而是掉转过来对准了当地的腐败分子，将军也摇身一变成了“纪委书记”，在陇右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、反渎职风暴。

皇甫规了解到，此地的“领导班子”已经烂透了，故才弄得一方江山烽火连天。安定郡太守孙隽贪得无厌，督军御史张禀还滥杀归降的羌人，其行径令人发指。凉州刺史郭闳、汉阳郡太守赵熹，年老昏聩，但对百姓的搜刮却一点也不落后。这些人“皆倚恃权贵，不遵法度”。皇甫规将他们的罪状一一上奏。经朝廷批准，迅速将这些人或免官，或诛杀。羌人闻讯后，欢呼雀跃，停止反叛，十余万人，纷纷前来向皇甫规投诚。这可谓另一种形式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皇甫规之所以这样做，来源于他的思想理念。之前，他曾向皇帝上奏说:“力求猛敌，不如清平;勤明孙、吴，未若奉法。”翻译成白话即是:“与其着力想得到勇猛的将领，不如施行清明平和的政治;与其精通孙子、吴起的兵书，不如官吏奉公守法。”此话可谓至理名言，今日读之仍感震撼。

皇甫规这次平定羌乱，是官军四十多年来少有的一次漂亮仗，而且成本极低，只花费一千万钱。之前朝廷曾五次征剿五次失败，且多是全军覆没，但每次的费用都在一万万钱以上。凯旋后的皇甫将军，本应披红戴花，加官晋爵。不过，他向朝廷交了差后便独自回故乡养闲去了。但是，在陇右被“双规”的那些人，其势力并没有闲着。这些人的党羽遍布朝野，他们载着厚礼，奔走于权贵之门，目的是要把皇甫规搞倒搞臭。他们编造了种种谎言，说皇甫规用货财贿赂诸叛羌，命令他们假降，用虚假战功欺骗朝廷。桓帝也连发几道诏书谴责将军。立下赫赫战功的皇甫规，此时面临的很可能是牢狱之灾。很多人为将军鸣不平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宦官徐璜、左涫出面了。这两人何许人也，乃桓帝身边“四大金刚”中的两员。徐、左此时出手，可不是什么“路见不平一声吼”，而是看出了其中的“商机”，徐璜想借机勒索皇甫规一笔钱财。他示意皇甫规向他行贿，然后他在桓帝面前替之鸣冤叫屈，最后“恢复名誉”。这种龌龊行径被皇甫规断然拒绝，徐璜恼羞成怒，重列皇甫规的“犯罪事实”，要将他治罪。皇甫规的部属要救长官，愿凑一部分钱交给徐璜，皇甫规不允。徐璜后以没有肃清羌人余寇的罪名，将皇甫规逮捕下狱，判处到左校营服苦役。朝中三公及三百余名太学生为英雄鸣冤，但无济于事。最后遇到皇帝大赦，皇甫规才回到了故乡。

桓帝延熹九年(公元166年)，宦官指使人弹劾司隶校尉李膺，罪名是与众多学生和门徒结为朋党，诽谤朝廷。而真正的原因是，李膺一向鄙视朝中这帮恶棍。昏聩的桓帝下令逮捕李膺。然而，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三府却不签字，太尉陈蕃将诏书退回，说逮捕所列名单，“皆海内人誉，忧国忠公之臣”。桓帝大怒，越过太尉下令直接逮捕。李膺被捕，囚禁在黄门寺北门监狱。此案很快牵连到太仆杜密、御史中丞陈翔、太学生范滂等二百多人。于是，一场大逮捕在全国开始了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党锢之祸”。

遭逮捕的这些人，“皆天下名贤”，比如范滂，就是一位“反腐斗士”。在担任朝廷清诏使到冀州巡察时，贪赃枉法的太守和县令闻听他要到来，“皆望风解印绶去”。“党锢之祸”发生后，度辽将军皇甫规坐不住了，他一向以西州豪杰自许，如今天下英雄都入狱中而他独在狱外，自感是一种耻辱，于是自行定罪自我弹劾，上书皇帝请求入狱。他说:我过去被判罪在左校营罚做苦役时，太学生张凤等率三百多人为我喊冤，是为党人所依附。因此，我应该坐牢。

皇甫规一生，从未向朝廷要过荣誉、官职和地位。而第一次“伸手”，竟是要求入狱。这似乎不可思议，但却反映出他是一位顶天立地之人。孔子曰:“邦有道，谷;邦无道，谷，耻也。”这句话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解释就是:在朝廷昏天黑地之时，一个人仍坐在高位上养尊处优，这是可耻的。皇甫规所为，正反映了他浓烈的士大夫情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