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尔弗雷德·汤普森·丹宁勋爵的系列丛书，是法学院学生的必备读物。他生于1899年，从1923年开始当律师，1982年在英国民事上诉法院院长的任内退休，到1999年去世，活了整整100岁，和法律打了一辈子交道，被称为“二战以后英国最著名的法官和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学家之一。”他在八十岁以后完成的几部著作《法律的训诫》、《法律的正当程序》、《家庭故事》、《法律的未来》、《最后的篇章》和《法律的界碑》，则为中国法学院学生了解英国法律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一个门径。

　　读了他的书后很有些感慨，那就是做法官不易。亨利三世时代的法官布雷克顿（1200-1268）说过“如果出现了相同的案件，就应该用一种相同的办法来判决：因为从判例到判例比较好处理”。这开创了英国判例制度的先河，当然也使此后的英国法律人，跌进了判例的“深渊”。丹宁勋爵的系列丛书，大多以其辩护和审判的案件为例，以类似讲“故事”的形式，介绍了战后英国司法机关审案和判案原则的确立过程，内容几乎涉及宪法、民法、刑法、行政法和国际法等所有法律分支，其影响所及“可以说，在英国和使用英国法律的国家和地区，不读丹宁的书就无法从事司法工作。”他在阐释法律规则和原则的时候，对判例的了解和把握，可谓信手拈来，“以判例说话”正是他的写作风格。即便在《法律的未来》这样的书中，他也没有为英国的法律发展“建构”个宏观框架，而是一如既往地将各个主题淹没在对判例的述评中。谈陪审团审判、谈法律援助、人身伤害、诽谤罪、隐私与秘密、谈权利法案和权力的滥用等等，无不从案例开始。他介绍相关判例争论的焦点，其他法官的观点，自己的观点，上议院的观点，如数家珍，娓娓道来。他还要在此基础上，对法律的发展提出建议或预期。他的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个判例，可能永远是个谜。

　　做好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，要能跳进判例这个无底洞，同时还要能跳出来，在面对时代的挑战时，要有能力在空白处做填补工作，“以追求自由和进步，实现公平和正义为目的”，对法律进行大胆的改革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需要做法官的人具备各种素养，诸如渊博的专业知识，冷静理性的思考，维护公正公平的使命感，对人类生命的怜惜和悲悯等等。丹宁勋爵的身上具备了这一切，所以成就了他职业生涯的优秀和辉煌，也使其成为二战后“英国最伟大的法律改革家”。作为一名法官，既能通过判决，在个案中实现具体的正义，又能通过创设新的法律原则，“以自己的司法能力担负起改变法律的任务”，夫复何求！

　　与此相似，中国的法官同样需要具备与丹宁勋爵一样的履职能力，只是因为法典法的体制，使我们的法官无须在浩如烟海的判例中去发现法律，只要了解和掌握法条即可。不过，因为执业环境的不同，中国的法官似乎更着力于职业素养之外的其他能力的“培养”。

　　比如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，将法官精英化通称为实行员额制，那么入不入“额”，就有许多裁判能力以外的考量；立案登记制实行后，在案件数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，法官需要有在不变的审限内审结案件的能力，于是法官们只好牺牲休息日，集中“精力”和“体力”来提高结案率；由于法官要对承办案件终身负责，而败诉当事人又极有闹访的可能，法官只好在审前即有精准的“预判力”，让本来没什么疑难的案件“上审委会”，让院领导在闹访实际发生时有个抵挡和缓冲；因为有“调解撤诉率”的考核，法官会“发动”好友打个不必要的官司，再在“程序进行”中通过“调解”而“撤诉”；不是要求百分之百的人民陪审吗？那正好可以安排一些人做陪审员，让他们挣个小钱，既可完成任务，还交了朋友，何乐而不为！司法要“为民”，所以法官们就拿起国徽，把法庭开到田间地头；而随着互联网+时代的到来，就有了通过微信开庭的“创新”之举。

　　如果以此为标准来考核丹宁勋爵，他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法官。然而，当法官们都致力于这些“能力”的培养时，又会花多少心思在案件的公正审判上呢？谈到这些，法官们也是一脸的委屈。丹宁所处的英国自有其特殊的法治环境，我们无法照搬也无须照搬，不过，为法官发挥其司法裁判力，为实现社会公正创造条件，不也正是我们司法改革的初衷吗？　马建红（法学博士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