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汉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鉴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，从各个不同方面对腐败现象及其危害都有着深刻的认识，这些思想成果丰富、认识深刻，其中贾谊对于浮靡世风的危害性的认识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。

　　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贾谊撰著《新书》(即《贾子》)，对秦汉之际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。《新书》今存十卷五十八篇(其中《问孝》、《礼容语上》两篇有目无文)，内容十分丰富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贾谊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对浮靡世风及其危害有了深刻认识。《新书·俗激》批评汉初开始出现的奢靡之风，正是这种奢靡之风蛀蚀了人们的心灵，在物欲的驱使下，人异化为物质的奴隶，追名逐利，置道德和法律于不顾，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。

　　贾谊在《新书·瑰玮》中指出:社会风气的浮侈倾向败坏人心，令人对道德和法律失去最基本的敬畏，其结果是政治昏浊、世风败坏、社会失序，最终危及国家。《新书·无蓄》指出:“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，天下之势，何以不危?”

　　抵制和遏止浮侈风气的泛滥，最重要的是确立和维护国民经济的“本”，即劝课农耕。这就是贾谊《新书·瑰玮》中所说的“以本予民”。重民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仁爱民众，不仅要有仁爱民众之心，也要有仁爱民众之举。只有统治者仁民爱物，腐败的现象才可以相对减少，腐败的程度才会有所降低，并从内心自觉的方面起到防范腐败的作用。

　　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，统治者的权力缺乏有效约束。在政治体制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，要抵制和防止政治腐败，可行的途径之一就是从观念层面倡导德治，反对贪暴，使为政清廉成为社会推崇的价值观念。

　　自先秦以来，以德治国就是我国重要的政治理念，以德政反对暴政苛政，以德政为基础倡行廉政也是国人的政治理想，在一定意义上说，以德治国是廉政思想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。

　　刘向在继承前代德治思想的基础上，对统治者为官理政提出了新的要求。刘向《说苑》卷五《贵德》中借吴起与魏武侯关于为政以德的讨论，来阐明国家兴亡与德的关系。刘向指出:“夫人臣犹贵仁，况于人主乎?故桀、纣以不仁失天下，汤、武以积德有海土，是以圣王贵德而务行之。”“王者盛其德而远人归，故无忧。”既然德与国家兴亡的关系如此密切，那么统治者应修身积德，节欲除贪。

　　刘向对于春秋时期晋国的叔鱼之贪、雍子之贿、邢侯之暴，极为厌恶。在刘向看来，上之所好，下必行之，“天子好利则诸侯贪，诸侯贪则大夫鄙，大夫鄙则庶人盗。上之变下，犹风之靡草也”。统治者好利的结果是臣民自上而下的贪、鄙、盗。贪利纵欲有百害而无一利，应坚决杜绝。所以人君应该“明贵德而贱利，以道下”。以上见《说苑》卷五《贵德》。也就是说，统治者应作出表率，弃贪尚廉，这样才能树立起全社会崇尚道德、清正廉明的风气。

　　董仲舒认为以德治国必先治官。他针对汉初以来出现的种种时弊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评，在《贤良对策》中他揭露那些“身宠而载高位，家温而食厚禄”的官僚贵族“因乘富贵之资力，以与民争利于下”。他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吏治不力。郡守、县令的职责本来就是理政安民，但如果这些地方官吏贪得无厌、暴虐百姓，以德治国只能是一句空话。

　　董仲舒认为，政治清明的关键在于选官举人，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的大问题。如果奸佞当道，官皆贪墨，那么就必然导致政治腐败、国家乱危的局面。如果知贤而不用，也会产生主卑国危的严重后果。

　　汉初以来，由于对官吏考核没有真正落到实处，出现了“廉士久失职，贪夫长利”(《汉书》卷五《景帝纪》)的局面。他提出了加强官吏考核、堵塞贪官污吏的进身之路的官吏考核措施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东汉中期以来，外戚、宦官擅权，吏治腐败，察举不实，选贡非贤，考绩制度名存实废，政治日益腐败。王符、仲长统、左雄等思想家对此十分忧虑，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反对腐败、倡行廉政的思想主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