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书《战国策》中记载了“东周欲为稻”的典故，讲的是东周想种水稻，敌国西周不放水，苏秦主动请缨说服西周，并同时获得两国赏金的故事。苏秦主要是给西周国君陈述利害，他说：“在东周种麦子的事实前提下，如果放水，就促使其毁坏现在的庄稼而改种水稻。一旦改种水稻，再中途断水，必然能够制服东周。”

　　如果苏秦是法官，那么，东周和西周可以说是因为相邻权问题产生纠纷的原告、被告双方，而此案最终也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。从眼前和表面来看，苏法官的调解工作很成功，东周得到了种植水稻的水源，西周放水并离控制东周的目标更进一步，双方的矛盾化解找到了交集，且都表示满意，实现了定分止争的目的。但很显然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，这种调解方案，不仅不能化解矛盾，反而会激化矛盾，最终得不偿失。

　　辩证地看，这种苏式调解法，对当代法官做好调解工作，既有可借鉴的经验，也有必须汲取的教训。

　　苏秦的调解经验表明，法官调解起码应具备三种能力。一是应变能力。每年法官要处理大量案件，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当事人，尤其当遇到有钱有权有势者为当事人或案件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时，法官应当不卑不亢，灵活应变。二是洞察能力。任何官司本质上都可以视为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博弈，在此过程中，法官唯有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找出博弈的均衡点，矛盾化解才能如同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。否则，仅靠道德说教、拖延时间等手段，不是难以达成协议，就是效果不好。三是语言能力。“言辞是第二张脸”，较好的口才是法官的基本功之一。法官必须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特点，分析利害，强化说理，把握好分寸和尺度，从而促进调解方案的达成。

　　苏秦的这种调解方案之所以会走向失败，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东周、西周两当事人间的敌对关系。相反，他还利用并将这种敌对关系往更加敌对的地步引导，注定会爆发更加激烈的冲突。这也从侧面说明，调解只是法官化解矛盾的方式之一，如果调处不当，即便达成协议，也可能会滋生出更多的问题。

　　出现这种局面，从根源上讲，是苏秦的价值取向并不是真正为当事人着想，而是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苏秦作为战国时期最著名的纵横家之一，他的为人做事，本质上都是为了获取金钱、爵位，甚至为此可以突破任何底线。正是基于这种出发点，苏秦才左右逢源，就事论事，只求将问题暂时摆平，至于矛盾是否重新爆发则不是他所要考虑的。

　　培根说：“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。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，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。”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法官在化解社会矛盾时，的确应慎重。一方面，法官身为审判人员，其任何言行都应出于公心，决不可利用职权、信息等优势，为图名利或省事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；另一方面，在办案效果上，法官当注重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，在尊重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之上，把工作做细、做深、做足，尽最大努力实现案结、事了、人和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