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今天的认识看，虽然把权力置于阳光下是预防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，但在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，但疏通言论渠道，下情得以上达，中央对地方、上级对下级有较好的舆情监督和把握，这对于预防腐败无疑会起到一定的作用。秦汉时期的“自言”制度客观上起到了监督舆情、揭露和预防腐败的作用。

　　“自言”在文献和简牍中或作“言”、“自证”、“自诣”、“自陈”、“自讼”、“自告”等，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。春秋战国时期吏民“自言”，多指向他人进行自我推荐，以求获赏识或任用。秦汉时期“自言”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已发展成为吏民表达自己思想、意愿甚至揭露不良现象的方式，并较多地出现在国家行政文书和司法文书中，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。

　　因资料所限，秦代“自言”制度难得其详，汉代的“自言”制度较多见诸文献简册。虽然汉代“自言”制度的初衷并不是专门为了防治腐败，但这种“自言”制度在运用过程中，对防治腐败起到了一定作用。

　　首先，“自言”制度在民和官、社会和政府之间搭建了联系的渠道，民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上达(卜宪群、刘杨《秦汉日常秩序中的社会与行政关系初探》，《文史哲》2013年第4期)。《史记·田叔列传》载:“鲁相初到，民自言相，讼王取其财物百余人。”正是这条联系、沟通渠道，为吏民检举官吏腐败和不法行为提供了条件。

　　其次，揭露官吏的腐败是“自言”的主要内容之一。秦汉时期的“自言”是吏民对自己的情况、思想和诉求的一种表达，但也有社会各阶层通过“自言”方式向相关官吏和政府揭露官吏腐败行为。如《汉书·张敞传》载:捕吏絮舜因不听张敞使唤，张敞便寻机处死了絮舜。其后，絮舜的家人认为张敞暴杀无辜，故在行冤狱使到来时，陈尸于路，自言喊冤。《汉书·鲍宣传》载:鲍宣因为没有礼让而得罪丞相孔光被捕下狱，引起人们的不满，“诸生会者千余人……遮丞相孔光自言，丞相车不得行，又守阙上书”。诸如张敞、孔光等人挟私怨以行不法的行为就是通过“自言”的方式被揭露出来，昭之天下。

　　其三，“自言”制度使吏民的利益诉求得以表达，防止官吏随意侵害吏民的合法利益。《汉书·魏相传》载:魏相遭人诬陷下狱，在中央服役的河南籍戍卒拦住大将军霍光，自愿多服一年役以赎魏相之罪。这些河南籍戍卒的“自言”，使魏相的冤情得以申雪。

　　秦汉时期上至贵族官僚，下至普通黎民百姓，都可以通过“自言”的方式把自己想说的话向有关官吏和政府诉说，这样就打通了民情上达的途径，沟通了政府和社会的联系。吏民“自言”客观上也把官吏是否廉洁、执法是否公允的情况呈现在政府和社会的监督之下。

　　汉代司法制度中有直诉制度，即某些案情重大和有冤情者，允许超出一般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序范围，直接向上级，甚至向皇帝申诉。

　　学界一般都认为直诉制度源于周朝的路鼓和肺石制度。据《周礼·夏官·大仆》记载，路鼓一般设四面大鼓，置于宫门之外，吏民有冤情都可击打。听到有人击鼓，御仆立即出来荐引接待。除路鼓之外，周代还设有肺石。所谓肺石，即赤色的石头。《周礼·秋官》说“以肺石达穷民”，不论地方远近，凡是有冤即可上诉于王和六卿，而其长官不向上报告的，蒙冤者可以在肺石上面站立三天，然后由士听取其辞，以报告王和六卿，同时对不上达冤情的长官加以治罪(《周礼·大司寇》)。

　　汉代直诉制度规定吏民均可超出一般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序范围，直接向上级，甚至向皇帝申诉，这从司法层面打通了下情上达的途径，许多贪污腐败案件就是依靠民众直诉上书而被揭露出来的。《汉书·公孙贺传》记载: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因为贪污军费一千九百万钱而下狱，后来京师大侠朱安世在狱中上书，揭露了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一事，导致公孙贺和公孙敬声父子双双死于狱中。

　　汉代还有“言变事”制度。汉代的“言变事”制度虽然是为了应对非常之事，包括谋反、动乱以及重大事变，但在“上言变事”过程中，一些地方官吏的腐败不法行为也通过该途径反映出来，密切了吏民与官府的关系。

　　汉代的《变事律》久佚，详细内容已不可考，但《汉书》中关于“言变事”的记述较多，如《汉书·戾太子传》中壶关三老为太子所作辩护就是一篇完整的“言变事书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居延汉简和流沙坠简中除有一些汉代“言变事”的记述外，还有关于阻挠“言变事”的处罚。汉代法律把这种阻挠别人上报紧急情况的行为定为“留难变事”罪。“留难变事”就是有关公职人员故意阻止滞留“上言变事”报告的上传。这类犯罪行为，因其性质严重，所受到的刑事处罚也十分严厉，“留难变事”时间达到半月的，甚至要处以死刑。

(供稿:中国社会科学院“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”课题组，课题主持人:卜宪群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