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诉章士钊案———也称鲁迅诉教育部非法免职案，是北洋政府时期一起典型的行政诉讼案件，虽然不是第一起，但无疑是最著名的一起。

1925年秋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部分学生，因不满女校长杨荫榆的治校理念和行为，发起驱赶校长的学生运动，即民国教育史上的“女师大学潮”。对于这位女校长，其实我们并不陌生，不仅仅因为她是杨绛的姑母(杨绛曾应社科院近代研究所之邀，写有关于纪念杨荫榆的文章，即《回忆我的姑母》)，而且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鲁迅在《纪念刘和珍君》文中的一句话，“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，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，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就是她”。

文中提到的“她”，就是指在向段祺瑞执政府和平要求时，被卫队开枪打死的女师大学生，也是鲁迅撰文纪念的对象刘和珍;文中描述的事件及细节，恰好是鲁迅诉章士钊一案的背景。此时正值北洋政权段祺瑞执政时期，思想相对保守(反对新文化运动，反对白话文)的章士钊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，其采取强硬措施整顿北京高校学风，对女师大学生罢课驱赶校长行为极其恼怒，下令重组女师大，学生与校长之间的矛盾，最后演变成学生与教育部即政府当局的矛盾。而在文章的字里行间，我们不难感受到鲁迅对学生同情、赞同与支持———这一时期，鲁迅正好在女师大兼课，其与其他爱国教员一道，积极支持学生运动，并亲自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。

在这次学生运动中，鲁迅坚定与学生并肩战斗，其实就是站在教育当局的对立面，公然与政府对抗。若仅仅是一名教员，也就罢了，当局也许对他毫无办法，至少教育总长章士钊会束手无策———二人不仅年龄不相上下，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也不分伯仲。但问题是，此时的鲁迅还担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一职，是章士钊名副其实的下属，对下属的不端行为，作为行政首长，有名正言顺的处置权。

于是，章士钊一怒之下，提请段祺瑞执政府免去鲁迅之职，“以示惩戒”。鲁迅尽管不在乎教育部佥事职位，“其实我也太不像官，本该早被免职的了，但只是就我自己方面而言”，但对章士钊提请段祺瑞执政府免去其职务前，未根据文官惩戒条例事先交由文官惩戒委员会审查，即程序性违法，鲁迅也就不甘示弱，并表示“至于就法律方面讲，自非控诉不可”。

于是，鲁迅把章士钊告上法庭———北洋政府的平政院。

中国近代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制度肇始于民国，并以平政院设立为标志。1912年颁布的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第10条，借鉴大陆法系司法模式———“大体模仿德日邻邦，而尤似于奥国制”，首次规定，“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述于平政院之权”。两年以后，北洋政府制定《平政院编制令》，设立平政院，与普通法院即大理院并列;南京国民政府时期，更名为行政法院，与最高法院并列，共同隶属于司法院，直至民国结束在大陆统治。仅从字面理解，平政院的职权似乎很重要，但至少在早期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高在上，不被遗忘已实属不易。幸好，有鲁迅诉章士钊一案，使这一短暂存在的司法机构，不时进入人们视野。

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或评价此案，鲁迅胜诉的几率并不大。一方面，鲁迅作为教育部职员遭免职，无疑属于内部行政行为，而内部行政行为不具可诉性，是行政诉讼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。就此而言，鲁迅起诉教育部，在平政院能否被受理都是一个疑问;另一面，其实也是更为关键的一点，鲁迅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，无疑是翘楚，但在司法界，特别是与章士钊比较，要逊色许多。章士钊不仅是教育总长，还同时兼任司法总长，更是民国上海大名鼎鼎的律师，曾先后担任李大钊案、“七君子”案、陈独秀案等诸多轰动一时大案的辩护人，熟悉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。

不过，富有戏剧性的是，在该案诉讼过程中，由于段祺瑞执政府的垮台，章士钊也从教育总长的位置上黯然谢幕，平政院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，裁决教育部对鲁迅的处分违法，应予以撤销，教育部重新恢复鲁迅的职务。沸沸扬扬的鲁迅诉章士钊案，最终以鲁迅的胜利而告终。

其实，重提鲁迅诉章士钊案，从司法层面讲，不是说此案对于中国司法近代化历程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，总体而言，此案形式大于实质。

因为某一案件，如果确实能够影响司法进程，确立了某项或者法律原则、或者法律程序、或者具体司法制度，最关键是带有可复制性和可参照性，也即我们所说的里程碑式的案件，但民国司法史上，真正里程碑的案件并不多。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对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产生的影响举世公认，因为它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，而正是这一制度，才最终使联邦最高法院得以与另外“两权”制衡和抗衡。鲁迅诉章士钊案，首先被人注意的或许不是司法、行政诉讼等法律问题，而是所谓的名人效应。如果普通人，比如一名教育部普通工作人员，因被处罚而起诉教育部及其行政首长，北洋政府的平政院能否受理，也都是疑问，更别谈什么胜诉。

当然，鲁迅诉章士钊案，客观上，特别是凭借诉讼双方当事人的个人社会地位及影响力，使人们普遍了解:民可以告官，官也会败诉。理念是行动的先导，这就是理念。实践中，同类案件多了，以可观察的方式总结出理念，相应的制度机制就会变得完善和成熟。这正如时下暴露出的一系列冤假错案———比如佘祥林、赵作海、张辉与张高平叔侄、呼格吉勒图———对个人及其家庭造成的无疑是无法弥补的伤害，甚至是不能被容忍的悲剧;但另一方面，正是这些鲜活的伤害和悲剧，引起我们对防范冤假错案发生制度机制的重视，进而推动刑事诉讼制度从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向。

正是从这个角度，鲁迅诉章士钊案，虽不具有普遍性，但其宣传效应及普法效应不容忽视。